我谈“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”

（上篇）

南信大高新实小    解自忠

在读初中的时候，认识了美国很杰出的幽默大师、小说家、作家，亦是著名演说家——马克·吐温，虽然其家财不多，却无损其幽默、机智与名气，堪称美国最知名人士之一。其交游广阔，威廉·迪安·豪威尔士、布克·华盛顿、海伦·凯勒、亨利·罗杰诸君，皆为其友。他曾被誉为：文学史上的林肯。海伦·凯勒曾言：“我喜欢马克吐温——谁会不喜欢他呢？即使是上帝，亦会钟爱他，赋予其智慧，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。”威廉·福克纳称马克·吐温为“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，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”。
      其熔幽默与讽刺一体，既富于独特的个人机智与妙语，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，既是幽默辛辣的小的杰作，又是悲天悯人的严肃。

也就在认识他的同时，认识了一位刚离我们远去的“丑陋的中国人”——柏杨，那时候不知跑了多少地方，才买到了那本针对华人集体文化和性格上的缺点作出批判和探讨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现在虽然这本书已经很旧了，但时常还找出来看看。并且再同朋友聊天中，不管是老人，还是自己的学生，都会时常说起自己读了这本书的感受。

记得我带了一届六年级，感觉他们长高了，也懂事很多，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思考，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、主见。那时，我不仅把他们当学生，更把他们当朋友。经常和他们一起探讨一些社会现象，然后请他们把这些写下来，再在全班交流。虽然是写作课，但是孩子们没有一点怨言，时常问我老师下一次话题是什么，我说你们去发现搜集。六年级孩子长高了，学校红领巾文明监督岗上，常会出现他们的身影，他们带着学弟、学妹工作起来很负责任。特别是对学校规定严禁家长的任何车辆进入校园，到早晨他们更是忙的晕头转向，可总是有些家长，趁着他们一不留神，就如兔子般载着自己孩子钻入校园。然后把孩子载到班级门口，又在学校绕场一周，还神气活现地环视学校一圈，得意洋洋地离开学校。

孩子们回来后，就和我说起这事，我就和他们说，你们去仔细观察一番，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家长。后来我们在中午时分，一起站在四楼的阳台上，看那些骑摩托进校园的家长。时间长了，孩子们发现，大凡骑车强行进入校园的，都是一些刚买了新摩托车的家长，他们为的是在众人之下，好好显摆一番，那得意洋洋的神态分明在说：“瞧，我的摩托车多酷呀！”后来孩子们只要看见这些家长，都齐声说：“瞧，我的摩托车多酷！”而且一遍接着一遍高声“美赞”，那些家长会意之后，灰溜溜地出了校门，我和孩子哈哈大笑。

后来，我就向孩子推荐起这本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带着他们慢慢学会认识我们中国人，认识我们其丑陋的一面。孩子在我的启发引导下，渐渐地学会观察自己的身边，寻找群体存在脆弱，甚至是阴暗。他们发现中国人的开心幸福往往是建立在别人的尴尬痛苦之上的。我问他们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，孩子娓娓道来：

体育课上，男学生们在进行疯狂的足球比赛，一些观众坐在一旁观战，当他们发现一位队员不小心摔了一跤时，大家给与的是轰隆隆的笑声。更经典的是：当一位队员观罚点球时，由于用力过猛，一脚踢空，来了个屁股蹲，你看场外观众笑的翻天覆地，响彻云霄。那位罚点球的队员只好揉着屁股坐在地上尴尬地苦笑。没有一个人去拉他，去关心他。

冬天一场雪后，马路上留下一层坚硬的冰，像坚实的铠甲。一些人骑车摔倒了，路人见了都偷偷地笑话，可当笑声还没停止，自己得意忘形也“哐啷”一声，再次为路人表演一番，不过这次主角不再是别人，而成了自己。

我开心地听着，忍不住也笑出声来，孩子们看见了，立刻用手直指我道：“丑陋的中国人！丑陋的中国人。”我赶紧止住自己丑陋的笑声。孩子还不放过我，接着说：“你一天到晚叫我们反思，可你……”我狡辩：“我也是中国人呀，骨子里也有这些呀！”

从那以后，我感到孩子真的是长大了。后来他们以全区第三名的毕业成绩上了初中。我深刻感觉到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，他们太需要一种反思，反思什么，我感觉最重要的是落在“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。”

我们都很清楚，许多学科都注重教学目标的三维度：过程与方法，知识与能力，情感态度价值观。我感觉，对于我国这种特殊背景成长起来的孩子，他们正享受着全球最高级别的关爱与呵护。通俗讲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握在手心怕闷坏。我们的孩子在对学习的“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”的理解是很肤浅、功利、狭隘的。

全球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民族，但是我始终敬佩三个民族：日耳曼人，希伯来人，昭和人。这三个民族可以说引领着整个地球文明。也许是地缘的原因，我更佩服是与我们一衣带水大昭和人。他们那种民族情感，民族的态度，民族价值观可以说让每个人肃然起敬。我想《紫日》我们都看过，美国人拍的《偷袭珍珠港》大家有目共睹，国人对日本人的形象塑造，美国人对日本人的塑造，使我们感受到这个民族的不可战胜，也许他们的强大不简单在技术上、国力上的强大，他首先是在民族精神上的不可战胜。《紫日》中，日本全民上下，上至天皇，下至黎民，他们深深地感受自己、自己民族生存的危机，他们觉得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。直到今天，日本并没有自己经济的繁荣而忘却自己生存的危机，他们似乎生活一天，危机就存在一天。他们这种民族忧患意识，和我国“死于安乐，生于忧患”是如出一辙的。